「忘了1951年還是1952年,當我還在 Cooper Union 教書之時,有位朋友告訴我一條如何開上當時尚未完工的 New Jersey Turnpike 的捷徑,於是,當下我便帶了三位學生展開這段旅程。記得那是一個陰暗的夜晚,沒有路燈,也沒有路肩標記、分道線、圍欄……,只有一望無際的黑夜景觀,黝黯的路面,伴隨著車行,不斷地向前延伸,直至地平線的終端,而逐漸地淹沒於一片偶而夾雜著煙囪、高塔,以及廣告彩燈的平坦地景裏。在此,旅程中所出現的路面及種種地景,其實都是人造物,根本稱不上是藝術創作,然而,奇怪的是,這些人造物的組合,卻創造了在當時藝術作品所無法成就的東西,也就是旅程的經驗。……這是一段自然形成而非刻意組織的經驗,我告訴自己,這大概就是所謂藝術的盡頭吧(the end of art)!你沒有辦法像圖畫般地將其框構起來欣賞,唯一接近它的方式,就只有親自去體驗它!」
這是一段美國著名雕塑家Tony Smith在1960年代中期,由Artforum雜誌所作的一段專訪內容(註一),Smith將旅程的經驗跳脫出原本狹義的場所表徵 ,而進一步將其詮釋為一段過程(passage),一組向量(vector),及一造介於之間的空間(space in between)。Smith的這段言論,已不知覺地將往後1960年 ,乃至於1970年代的藝術家所觀注的事物,從原來的圖像人造物上轉移至事物與事物之間 的轉換過程,像是之後的極微主義(minimalism) 、地景藝術(land art)、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或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等等都是極為「過程化」的創作形式;當然,也因為「過程化」的轉變,整個藝術創作的呈現過程中,觀者的主體經驗也因此從傳統的藝術品本身 ,進而轉移至包被藝術品的時空場域 以及環境之上。
其實Smith的這段談話所描述的也是一段關於建築的轉換狀態;一段從物件轉換為場域的過程,亦即當時所發生的事件,並非單純僅是在於整個藝術創作無限化(delimited)下所產生的形式轉換結果,而是更廣義的,關於看的方法、專注過程以及主客體經驗轉換的精神狀態改變,這也正是Walter Benjamin在「現代性」(modernity)論述裏所描述的「分神狀態的領受模式」(reception in a state of distraction)。而到底什麼是「分神狀態」﹖與其稱之為「缺乏注意力」,或「精神不集中」,倒不如稱之為「特殊的注意力」,它其實是一種「經過的狀態」,一種「 主動的向量」( active force) ,而非「 被動的反射」(passive reaction ) ,以達達藝術家 ( dadaist)的作品為例 ,「 分神」 所帶給觀者的衝擊,將會像是遭子彈擊中般的直接、迅速,且當場致命(註二)。
Walter Benjamin在其世紀名著,「機械複製時期的藝術創作」(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文中,曾經以電影及建築等兩個例子,嘗試建立所謂的分神模型。電影,可說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在看電影時,基本上所有人是被集結在一間陰暗的電影院內,一起觀看空間正前方電影螢幕上的投影內容,在此,雖然每個觀者的注視是一致的,但個體所產生的專注思考卻是既不單獨,亦不私密,因為分神的關係,人的領受模式基本上是在外界產生,而這個外界則存在於虛幻的螢幕影像之中,再者,觀看電影之時,觀者的的眼睛將無法補捉任何瞬息的畫面,亦即觀者的聯想其實是無法自我停止,而他的思考也不斷地被移動的影像所取代,因而,在整個觀看的經驗過程裏,觀者其實是不自覺地陷入電影裏所預設的人為情境結構裏,亦即整個過程正是建立在Benjamin所謂「分神狀態的領受模式」 之上。
圖1:Adolf Loos,取自於Raumplan Versus Plan Libre, (New York 1991)。
建築,則是Benjamin的另一個分神模型。他認為:「建築一直是所謂藝術創作的典型代表,它亦是在分神狀態之下,由一整體所完整產生的領受模式」(註 三)。Benjamin將建築區分為「 被使用」(by use),與「 被感知」(by perception)等兩種態度(註四),而這兩者則必須衍生自嚴謹的居住行為之中,而非僅是表象的被看到,或被碰觸的感官收受之中,因此,它其實是不等同於觀光客與知名建築之間印象驗證式的關注形為,此一獨特的「領受模式」應冥想自於人群的脈動,溝通傳播,以及一連串所不斷伴隨而來的符碼與期待,因此,所謂建築的分神模型與人們的居住行為應是習習相關,而非僅是單純的「 形式」 問題。
再者,建築的分神模型其實也許充份體現在「現代性」 理論中,關於公領域私人化,以及公私領域的交互辨證上。而類似的思維,亦可於現代建築大師Adolf Loos(1870-1933)(圖1)的「裝飾即罪惡」(Ornament et Crime)理論中驗證;當然,在此,Loos謂的裝飾並非源自於表面形式,而是從社會學出發,Loss認為現代生活其實是被構築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層次之上,一是個人的經驗價值,而另一則是群居社會的存在事實,因此建築的室內所嘗試溝通的是文化的語言,一種關於事物經驗的語言,它必須衍生自人的居住行為,並形成場所(圖二);而建築的室外則訴說的是文明的語言,是關於資訊的語言(註五)(圖3);因此,Loos 認為:「一個好的建築是可以被描述出來,而無法被畫出來的。」 (註六)亦即其中的價值乃建立在整個感知 / 領受的經驗過程,而非突如其來的單一印象。
圖2:Adolf Loos,Strasser Apartment室內餐廳,取自於Raumplan Versus Plan Libre, (New York 1991)。
圖3:Adolf Loos,Moller House外觀立面,取自於Raumplan Versus Plan Libre, (New York 1991)。
因此,建築的分神模型所要強調的,應是使用者多於觀察者,參與者多於閱讀者。而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上,更是必須回歸人的行為模式探索,繼而追尋內在空間與外在型式之間的交互辨證。正如同Benjamin所言:「就建築而言,行為模式所能決定的範疇,遠超過視覺的領受程度。」(註七),行為模式將具備絕對的力量將空間轉化為實際的操作(註八)。
註一:Samuel Wagstaff, Jr., ‘Talking with Tony Smith’, Artforum (December 1966); p.19。
註二: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68); p.2384。
註三:同上,p.239。
註四:同上,p.240。
註五:Beatriz Colomina, ‘On Adolf Loos and Josef Hoffman’, Raumplan Versus Plan Libre, (New York 1991); p.67。
註六:同上,p.69。
註七: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68); p.240。
註八: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1984);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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