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Johnson（1906–2005）的建築生涯，宛如一場令人驚訝的歷史劇，深刻地揭示了建築、政治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盤根錯節。他既不是堅守理念的苦行者，也不是孤高自持的藝術先知，而是一位極具敏銳嗅覺、擅長政治與語境操控的文化權臣。他的形式風格屢次轉換，從現代主義的簡潔語言過渡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拼貼與反諷語法，每一次轉身，都恰如其分地對應著當代的意識形態、審美趣味與話語轉變，使他長期居於建築權力場的核心。

然而，在這一連串建築與策展的華麗舞台背後，最無法被歷史抹去的，仍是他在1930年代深陷極右政治與法西斯思想的黑暗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