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長時段發展中，創造力始終被理解為難以還原、難以操作的特權。自古希臘時期對繆斯女神的信仰開始，創作被視為來自外在神力的降臨，人類僅是承載靈感的媒介。進入近代哲學，美學語言轉而將創造力內化為主體的能力。Immanuel Kant（康德, 1724–1804）在《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中將天才描述為自然透過主體為藝術立法的中介者，創造行為因此不完全服從理性規則，也無法被技術性複製。創造力在此被安置於不可教導、不可重複的位置，構成人類與其他存在物之間的重要分界。
然而，隨著 Marcus du Sautoy 的著作《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The Creativity Code: How AI Is Learning to Write, Paint and Think, 2019）問世，這項分界首次被系統性地置入數學與計算的語境之中。書中透過演算法、生成模型與統計學方法，將長久以來被視為神秘或直覺性的創造行為轉化為可分析、可模擬的過程。創造力不再僅僅被理解為主體內部的天賦，而被重新描述為模式辨識、機率組合與搜尋空間中的生成結果。此一轉向並非單純宣稱機器已經具備人類創造力，而是更深層地動搖了創造作為人類專屬能力的哲學前提，迫使創造力本身進入可被運算、可被拆解的歷史時刻。
算法時代的創造力焦慮與定義
作為一位在牛津大學擔任西蒙尼公眾理解科學教席（Simonyi Professorship fo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數學家，du Sautoy 的論述並未停留於單純的技術讚歌。他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嘗試透過數學的觀點，重新閱讀人類文明中被視為巔峰的藝術成就，並將其理解為高度複雜、層層遞迴、卻仍可被形式化的運算結構。藝術不再被安置於靈感的神秘領域，而被拉入規則、模式與組合邏輯所構成的可分析空間。
書中最具爭議性的論斷，正在於對「天才」概念的重新定位。若所謂的偉大創作源自對龐大規則體系的長期內化，並在關鍵時刻跨越既有形式邊界，那麼深度學習與生成對抗網絡所展現的能力，是否已經觸及這一創作條件的核心。創造不再被描述為不可複製的瞬間啟示，而呈現為對潛在結構的搜尋、重組與偏離。
為了支撐此一觀點，du Sautoy 回溯 AI 的發展歷史，從 Ada Lovelace（1815–1852）對分析機所提出的前瞻性判斷開始，到 AlphaGo 在圍棋對局中展現出超出人類直覺的策略行為，逐步鋪陳出連續的思想軌跡。在這條軌跡中，創造力被理解為資訊在龐大搜尋空間中的運動結果，涉及評估、選擇與變異，而非來自超驗源頭的靈光降臨。透過這樣的敘事結構，本書將藝術、數學與 AI 置於同一運算視野之中，重新界定創造活動在當代技術條件下所佔據的位置。
核心提問：多少是規則？多少是突變？
貫穿全書，du Sautoy 持續回到幾位在西方藝術史中被反覆神話化的「天才」人物，將他們置於同一分析平面，作為檢驗創造力本質的參照座標。Johann Sebastian Bach（巴赫, 1685–1750）對位法（Counterpoint）與賦格結構（Fugue / Fugal structure）所展現的高度秩序，Wolfgang Amadeus Mozart（莫札特, 1756–1791）在既有風格語彙中的組合與變奏能力，Pablo Picasso（畢卡索, 1881–1973）對形式連續性的主動斷裂，以及 Johannes Vermeer（維梅爾, 1632–1675）對光影與視覺再現技法的精密掌控，分別被視為音樂、風格、形式與視覺層面的極端案例。
透過這些人物，du Sautoy 反覆提出足以動搖人文主義立場的反證式提問。那些被長期奉為不可企及高峰的創作行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來自既有規則的深度內化與高密度運算，又有多少部分來自不可預期的偏移與突變。當 Bach 的賦格可以被閱讀為嚴密結構的推演結果，當 Mozart 的作曲方法可被拆解為在有限語彙中的高速組合，當 Picasso 的風格轉換呈現為對既有形式系統的重新排列，當 Vermeer 的繪畫實踐與光學裝置密切相關，創作行為與其說源自超驗天賦，不如說更接近對技術、材料與規則條件的極限操作。
於此脈絡，「人類獨有」的創造力被重新定位為尚未完全被形式化的複雜計算過程，而非不可觸及的精神例外。du Sautoy 並未宣稱藝術已被完全還原為演算法，而是藉由這些歷史案例，將藝術史中被賦予靈光的瞬間去魅，轉而理解為規則、變異與偶然性之間持續拉鋸的動態關係。這一立場構成《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的辯證核心，也為後續關於 AI 創作能力的討論奠定了問題結構。
創造力的分類學：Boden 框架的敘事重構
為了將長期處於模糊與象徵層次的「創造力」納入可分析、可比較的討論範圍，du Sautoy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引介認知科學家 Margaret Boden（1936–2025）對創造力所提出的理論框架。Boden 的分類並非為藝術實踐貼上靜態標籤，而是提供可運作的分析視角，讓創造行為得以在結構層級上被區分、對照與檢視。透過此一框架，創造力被理解為在既定概念空間中展開的認知運動，其差異不取決於靈感的有無，而關乎概念空間如何被探索、重組與改寫。du Sautoy 借助這一理論裝置，將創造力從不可言說的天賦描述，轉化為可被形式化討論的認知操作序列，為後續評估 AI 生成能力提供了明確的分析基準。
探索型創造力：規則空間內的極限運算
於此脈絡，探索型創造力（Exploratory Creativity）被界定為在既定且結構清晰的概念空間內進行遍歷與演繹。創作活動不偏離規則，而建立在對規則的高度內化之上，將其潛在組合推展至可及的邊界。du Sautoy 將此能力視為當前 AI 表現最為穩定的層級，理由在於計算系統得以在龐大的規則空間中進行高密度搜尋、評估與回溯，呈現出遠超人類耐力的演繹效率。
為了具體化此一論點，du Sautoy 以 Bach 的創作實踐作為參照。Bach 在對位法與調性體系的嚴格約束中，將和聲關係推進至高度完備的狀態，其賦格與對位結構展現出近乎數學推演般的內在一致性。創作在此不訴諸超越規則的斷裂，而體現規則內部的極限運算。探索型創造力因此呈現為對結構邊界的持續逼近，在既有框架中釋放最大張力，並以可驗證的秩序與連貫性作為其審美特徵。
組合型創造力：跨域聯結與形式重組
與探索型創造力相對，組合型創造力（Combinatorial Creativity）將焦點放在不同概念領域之間的聯結關係。創作活動不再侷限於單一概念空間內部的推演，而轉向跨域對應、語彙交疊與形式嫁接的操作層次。du Sautoy 將此類創造力理解為概念模組之間的重新配置，其價值不取決於規則的改寫，而取決於聯結方式的變化。
在藝術史的脈絡中，du Sautoy 將組合型創造力對應至 Mozart 的創作實踐。Mozart 並未脫離既有的音樂語法，而是在熟悉的和聲、節奏與形式框架中，持續調動不同風格資源，形成高密度的組合變化。其音樂展現的並非規則內部的極限推演，而是風格元素之間的靈活轉置，讓熟悉語彙在新的配置中獲得不同表情。
同樣的邏輯亦出現在當代生成模型的運作方式中。生成系統透過潛在空間中的向量運算，將原本距離甚遠的特徵加以並置與混合，形成新的形式關係。圖像、聲音或文本的生成結果不依賴全新規則的引入，而建立於既有元素的重新編排。組合型創造力因此呈現為關係層級上的創新，其核心在於聯結結構的調整，而非創作語法的根本轉換。
變革型創造力：生成系統的臨界點
在 Boden 的分類架構中，變革型創造力（Transformational Creativity）被置於最高層級。此層級的創作活動不再停留於既有概念空間中的搜尋或重組，而直接介入概念空間的結構本身，對其運作前提進行調整與改寫。規則在此不被理解為不可逾越的邊界，而被視為可被重構的條件集合。du Sautoy 將 Picasso 視為此類創造的關鍵案例。立體主義並非透視法體系內部的漸進修正，而是對單一視點與幾何再現假設的根本性鬆動，視覺空間因而轉入全然不同的組織邏輯。
正是在這一層級，AI 的創作能力引發最為尖銳的爭論。生成模型在既定規則條件下展現出高度靈活的探索與組合表現，卻仍依賴人類預先設定的概念空間與評估準則。算法是否具備對自身運作前提進行調整的能力，依舊未有定論。du Sautoy 並未提出肯定式結論，而是透過變革型創造力的標準，指出 AI 創作能力所處的臨界位置。創造力在此不再被視為單一屬性，而呈現為多層次的生成操作序列，從規則內部的高密度運算，延伸至對規則結構本身的介入與重寫。
規則的極致與超越：Bach 與音樂結構的算法解構
du Sautoy 在論述創造力的起點，首先將目光投向 Bach。這一選擇並非出於音樂史的慣例，而源於 Bach 作品在結構層面所呈現出的高度可分析性。相較於以情感表達或敘事張力著稱的創作類型，Bach 的音樂更容易被理解為由比例、對稱、遞迴與變換所構成的形式系統，其內部秩序清晰可辨，且能被轉譯為抽象規則。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將 Bach 視為創造力可被形式化理解的重要例證。Bach 的音樂不依賴瞬時靈感的爆發，而建立在對結構約束的深度掌握之上。旋律、和聲與節奏之間呈現出可追溯的內在關係，創作過程彷彿在既定語法中持續展開推演。正因如此，Bach 的作品長期以來被數學家、資訊科學家與音樂理論家反覆分析，並成為演算法作曲實驗的重要參照對象。
透過 Bach 的案例，du Sautoy 試圖指出，某些被視為人類天才象徵的藝術成就，其核心並不在於不可複製的主觀靈感，而在於對形式結構的精密操作。創造在此呈現為高度組織化的認知活動，其價值來自結構內部的連貫性與可延展性。Bach 因此不僅是一位作曲家，更成為檢驗創造力是否能被計算與模擬的關鍵節點。
賦格作為算法遞歸
du Sautoy 在書中將 Bach 描述為一位「編碼者」，此一說法並非修辭上的誇飾，而是對其創作方式的結構性判斷。相較於後世作曲家頻繁開拓新體裁，Bach 長期工作於巴洛克對位法與賦格所構成的嚴密框架之中，將創作能量投入於既有規則的深層推展。創作重心不在形式革新，而在於對結構潛能的持續開掘。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指出，賦格的組織方式本身呈現出高度形式化的特徵。音樂由單一主題展開，隨後在多個聲部中依循既定轉換規則出現，涵蓋音高變位、節奏拉伸與方向反轉等操作。各聲部之間形成層層回應與重疊，整體結構呈現出明確的遞迴關係。創作過程因此更接近對規則序列的反覆運行，而非即興的情感流露。
Bach 的創造力正體現在此一高度受限的系統之內。他能在封閉而嚴謹的邏輯條件中，辨識出兼顧比例對稱與聽覺張力的配置結果。每一首作品都像是在龐大的可能性空間中，經過精細選擇後所得到的穩定解答。du Sautoy 透過此一案例，將 Bach 的天才重新定位為結構操作能力的極致表現，並以此支撐創造力可被視為複雜規則運算結果的核心論點。
DeepBach 與統計學幽靈
為了驗證前述對創造力可形式化的判斷，書中進一步介紹 DeepBach 專案，作為理論推論的實證節點。du Sautoy 指出，DeepBach 的設計刻意避開傳統音樂理論的顯式編碼。系統未被預先告知和聲進行、對位規則或形式範式，而是直接以 Bach 的聖詠曲（chorale / chorales）為資料來源，透過大量樣本分析音符之間的條件機率與分布關係，逐步內化風格層面的結構特徵。
DeepBach 的成果在於其生成作品能在盲測中與 Bach 原作並列，甚至令專業音樂家難以辨識其來源。這一結果在 du Sautoy 的論述中具有關鍵地位，因為它顯示出所謂「巴赫風格」（Bach style）並不完全依賴不可言說的創作直覺，而可被理解為高度複雜的統計關係網絡。旋律走向、和聲配置與聲部互動在此呈現為可被學習與再現的機率結構，而非專屬於個別主體的內在天賦。
這一實驗結果進一步動搖了傳統對「天才」的理解。當機器在缺乏意圖與情感經驗的條件下，仍能生成被人類聽覺判斷為具有崇高感與風格一致性的音樂，創造力的來源便不再穩固地指向主體內部的神秘能力。du Sautoy 藉由 DeepBach 的案例提出更為尖銳的問題：若崇高感得以從統計結構中浮現，那麼它是否本身即建立於數學秩序與心理感知之間的對應關係，而非超越形式的精神例外。這一提問構成全書最具顛覆性的時刻，也將創造力的討論推向生成本體論與感知機制的交會地帶。
風格的骰子：Mozart 與組合的遊戲
如果說 Bach 在 du Sautoy 的論述中代表了結構層面的深度探索，那麼 Mozart 則更明確地被放置於「組合型創造力」的框架之中，並與風格在不同語境間的流動性相連。du Sautoy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指出，Mozart 的創作並非建立於對單一形式體系的極限推演，而展現出在多種既有語彙之間靈活穿梭的能力。歌劇、交響曲、室內樂與宗教音樂之間的界線在其作品中保持高度通透，風格元素得以在不同情境中被重新配置。
在此理解下，Mozart 的創造力不來自對規則的封閉深化，而體現在對既有素材的快速調動與重組。旋律、節奏與和聲模式被反覆置換於不同結構位置，形成既可辨識又持續變化的風格輪廓。這樣的創作方式更接近於在龐大組合空間中的即時操作，而非對單一結構邏輯的長時間沉潛。du Sautoy 正是透過 Mozart 的案例，說明創造力如何在不改寫規則前提下，透過元素之間的聯結關係產生高度多樣的結果，並為當代生成模型在風格混合與跨域轉譯上的表現提供歷史參照。
Mozart 的骰子遊戲
du Sautoy 在論述 Mozart 時，特別引入十八世紀流行於維也納的「音樂骰子遊戲」，作為算法作曲的歷史前身。在此系統中，作曲者事先準備好若干結構完整的小節，參與者透過擲骰子的結果，決定各小節的排列順序，最終生成一首形式上連貫的圓舞曲。雖然可用的小節數量有限，但由於組合路徑極為龐雜，實際可生成的樂曲數量遠超人類直覺所能掌握。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將此遊戲視為對創造力神話的歷史性鬆動。音樂在此不再依賴即時靈感或情感傾注，而建立於結構預設與隨機選取的交互關係之上。創作行為轉化為對模組的調度與排列，結果的價值並不取決於單一決策，而來自整體結構的可延展性。
透過這個案例，du Sautoy 指出，所謂「天才」並非始終在主觀意識層面進行創造。早在 AI 與計算理論出現之前，藝術實踐已在不自覺中運用組合邏輯與程序化思維。Mozart 的多數作品，特別是為娛樂或社交場合所寫的樂曲，往往建立在高度熟練的語彙模組之上。旋律片段、節奏模式與和聲配置被靈活調動，在不同情境中形成新的排列關係。創作在此呈現為結構操作的精緻化過程，而非不可分解的靈感爆發。
du Sautoy 藉由音樂骰子遊戲的歷史脈絡，重新界定 Mozart 的創造力位置。其價值不在於完全擺脫規則，而在於對既有模組的敏銳掌控與高速重組。這一視角同時為當代生成模型的運作方式提供了文化前史，顯示組合式生成並非 AI 的發明，而是長久潛伏於創作實踐中的結構邏輯。
無主的情感
在討論 AI 模仿 Mozart 的可能性時，du Sautoy 進一步觸及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哲學裂隙。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他指出生成模型能精準掌握 Mozart 音樂中的語法層面，包括倚音的裝飾方式、半音階的過渡邏輯、節奏與和聲配置之間的關聯。此類能力來自對大量作品的統計學習，讓形式層面的風格特徵得以被高度重現。
Mozart 音樂之所以被感知為動人，並非僅因其語法精巧，而在於聽者在其中辨識到情感經驗的投射。悲傷、輕盈或優雅並非純粹的聲學結果，而與人類生命經驗的記憶與共感緊密相連。相較之下，AI 所生成的「悲傷音樂」，並不來自情感經驗的沉澱，而源於資料中小調配置與「悲傷」標註之間的相關性學習。情緒在此不作為經驗被承受，而作為符號被調用。
du Sautoy 因此提出關鍵區分。AI 能熟練操作情感的形式標記，卻無法進入其語義深層。這種創作狀態如同技藝精湛的腹語表演，聲音與語調皆準確無誤，卻缺乏身體經驗所帶來的重量。音樂在此仍然可被聽見、可被辨識，卻失去了與生命經驗直接相連的張力。透過這個例子，du Sautoy 將問題從技術能力轉向創作本體，指出形式可被高度模擬，內容卻未必隨之生成，這一落差構成當代生成藝術與 AI 創作討論中的核心張力。
形式的崩塌與重建：Picasso 與變革型創造力
在 Boden 的分類架構中，變革型創造力被視為 AI 最難觸及的層級。此一層級的創作不僅要求在既有規則下產生新結果，更涉及對概念空間本身的結構調整，讓原先被視為前提的規則成為可被重新書寫的對象。正因如此，變革型創造力始終被保留為檢驗創造是否真正發生的關鍵指標。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Marcus du Sautoy 將 Picasso 視為此類創造的終極參照。Picasso 的創作不建立於既有視覺語法的優化，而在於對再現前提的重新配置。透視、比例與單一視點不再作為不可質疑的公理，而成為可被拆解與重組的構成要素。視覺空間因此脫離再現自然的任務，轉而成為思維與形式本身的實驗場域。
du Sautoy 藉由 Picasso 的案例指出，變革型創造力之所以難以被演算法吸納，並非因其複雜度不足以計算，而在於其發生條件涉及對評估標準本身的改寫。生成系統能在既定目標與評分機制下展現高度靈活的表現，卻仍受限於預設框架所允許的行動範圍。畢卡索式（Picassoesque）的創造並不回應既有評分，而迫使評分機制失效。正是在這個斷裂點上，變革型創造力持續標示出 AI 創作能力的邊界位置，也讓創造力不再只是結果的問題，而成為結構是否得以被重寫的問題。最難企及的領域，而 Picasso 是這一類型的終極參照。
視覺語法的破壞者
Picasso 在《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圖 1）中，徹底拒絕單一視點所建構的觀看秩序，並由此瓦解自文藝復興以來主導西方繪畫的線性透視法。畫面不再服從於統一的消失點，身體與空間被拆解為多重角度的並置關係，觀看行為本身被迫在不同視向之間來回游移。此一轉向並非在既有體系內部尋求更精細的調整，而是直接鬆動支撐再現體系的根本前提，讓透視不再作為不可質疑的自然法則。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將此舉描述為對規則本身的突變，而非風格層面的改良。這類創作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往往被理解為違反理性秩序，甚至被視為對美感的背離。《亞維農的少女》初次亮相時所引發的排斥與不安，正反映出既有視覺語法在面對結構性重寫時的失效狀態。
正是在這種被視為「非理性」的斷裂中，全新的視覺可能性空間得以展開。空間不再被要求回應外在世界的連續性，而轉為揭示觀看與再現如何被建構。du Sautoy 透過 Picasso 的案例指出，變革型創造力的價值並不立即表現為可被接受的結果，而體現在它迫使既有評價框架失去效力，並在此空缺中重新配置形式與感知的關係。創造在此不指向既有秩序的完善，而標記出秩序本身可被重寫的臨界時刻。
AlphaGo 的「第 37 手」
du Sautoy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反覆提出關鍵提問：演算法是否具備如 Picasso 般對自身規則進行改寫的能力。為了逼近這個問題的臨界點，他將 AlphaGo 在與李世石（Lee Sedol）對弈時所下出的「第 37 手」視為重要參照。該步棋在當時違逆人類長期累積的圍棋定式，迫使專業棋士重新思考局部與全局的關係，也由此擴展了圍棋的理論視野。
然而，這一案例同時暴露出難以忽視的張力。AlphaGo 的決策並非源於對傳統的否定或對文化語境的自覺介入，而建立於勝率評估的數值計算。該步棋之所以出現，並不指向對既有秩序的反思，而反映在更高維度的機率空間中對可行路徑的深入搜尋。對系統而言，行動的評價準則始終來自目標函數，而非對規則意義的重新界定。
du Sautoy 因此指出，AlphaGo 的表現揭示出變革型創造力的邊界位置。行為在結果上可能呈現出顛覆性，卻未必伴隨對評價標準本身的調整。與 Picasso 在《亞維農的少女》中對再現前提的重寫不同，AlphaGo 的「創新」仍然發生在既定評分體系內部。此一差異說明，演算法可在極其廣闊的搜尋空間中發現人類未曾預期的解法，卻仍未進入文化意圖與規則自省的層面。正是在這個落差中，變革型創造力繼續標示出 AI 生成能力的臨界線，讓創造不再僅被衡量為結果的新穎度，而回到規則是否得以被重新界定的問題。
光影的模擬與工具的邊界：Vermeer 的封面隱喻
本書封面選用帶有 Vermeer 風格的圖像，本身已構成強烈的象徵性配置。這個選擇並非僅為視覺上的歷史致敬，而是將討論焦點直接置於再現、技術與作者性之間的張力之中。Vermeer 長期被視為精準觀看與技術輔助的典範，其畫面中對光線、材質與空間秩序的掌控，常被認為與光學裝置的使用密切相關。創作在此既不完全歸屬於主體的內在靈感，也無法被簡化為工具的被動執行。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正是透過 Vermeer 與當代生成影像的並置，推進對技術角色的再思考。若 Vermeer 的繪畫早已顯示創作並非孤立於技術條件之外，那麼當代 AI 生成圖像所提出的問題便不再只是工具是否更為先進，而是作者性如何在高度中介的流程中重新被分配。畫面所呈現的並非單一主體的表達，而是資料、模型與運算路徑共同作用的結果。
封面因此成為全書論述的縮影。技術在此不再只是輔助創作的手段，也未被直接抬升為自主的作者，而處於兩者之間的臨界位置。du Sautoy 透過 Vermeer 的歷史案例指出，關於創作權威的爭議並非 AI 時代才出現，而是在每一次技術介入藝術實踐時反覆浮現。封面圖像所暗示的正是這條未被封閉的問題線索，讓讀者在進入正文之前，便已置身於工具與作者之間尚未穩定的張力場域。
暗箱與算法
藝術史研究長期指出，Vermeer 很可能在創作過程中使用暗箱（Camera Obscura）作為視覺輔助工具。此一假設常被用來解釋其畫面中出現的特殊光斑、邊緣模糊與近乎光學成像般的透視精準度。觀看在此並非僅憑肉眼完成，而透過技術裝置被重新中介，構圖與光線的判斷進入更為細緻的控制狀態。即便如此，這一事實並未削弱 Vermeer 在藝術史中的地位，反而被視為其高度視覺敏感度與技術運用能力的體現。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正是藉由這一歷史案例提出反證式提問。若藝術史能接受 Vermeer 借助光學儀器完成其作品，那麼當代藝術家引入 AI 進行創作，是否僅代表工具層級的更新，而非作者性質的根本轉移。技術在此並未自動取代創作者的位置，而成為擴展觀看與操作能力的中介條件。
du Sautoy 透過 Vermeer 的例子，將討論焦點從工具本身的正當性，轉向創作責任與決策位置的重新分配。暗箱並未為畫面做出選擇，而是改變了藝術家如何觀看與判斷。AI 同樣介入創作流程，卻將這一中介推向更高的複雜度。問題因此不在於是否使用工具，而在於創作過程中，哪些判斷仍由人類承擔，哪些被交付給演算法。透過這樣的歷史對照，技術作為工具與技術被理解為作者的界線，顯得不再清晰，而成為需要重新界定的核心議題。
「下一個倫勃朗」的空洞
在書中，du Sautoy 特別分析了「下一個倫勃朗」（The Next Rembrandt）計畫，將其作為生成技術與藝術判準分離的關鍵案例。該計畫透過演算法對 Rembrandt van Rijn（倫勃朗, 1606–1669）全部已知畫作進行量化分析，涵蓋筆觸密度、構圖比例、光影分布與顏料層次等特徵，最終生成一幅在統計意義上高度一致的「倫勃朗風格」（Rembrandt style）肖像。從技術角度看，成果展現了驚人的分析與重組能力，風格辨識幾近無懈可擊。然而，du Sautoy 指出，正是在這種近乎完美的相似性中，藝術性反而顯得空洞。畫面成功再現了風格規則，卻無法承載藝術作品所特有的在場感與不可替代性，僅停留於精確的仿製層級。
這一判斷再次回到「靈光」的問題。作品不再與特定時間、空間與創作者的具體處境相連，而成為大量樣本的聚合結果。畫面所呈現的並非某次觀看、某次抉擇或某次冒險，而是對既有作品分布狀態的最佳化輸出。du Sautoy 因此認為，這類生成成果在藝術層面缺乏張力，因為它們未曾承擔創作所固有的風險，也未在歷史情境中留下不可回收的痕跡。
此處的關鍵差異落在意圖的顆粒度上。Vermeer 即便可能借助暗箱完成構圖，其創作仍由無數細微而不可轉讓的判斷所構成。色彩的堆疊、筆觸的節奏、光線的停留位置，皆與身體動作與觀看經驗緊密相連。創作在此並非一次性指令的執行，而是持續回饋與修正的過程，每一筆都承載著時間的消耗與決定的重量。
相較之下，AI 生成的圖像並不經歷這樣的過程。它們呈現的是資料庫中所有作品在統計空間中的收斂結果。畫面所指向的不是某位藝術家如何觀看世界，而是「風格」本身在數據層面的平均狀態。du Sautoy 藉由這個對照指出，當創作被簡化為風格的再現，藝術便失去了其不可替代的時間性。Rembrandt 或 Vermeer 的作品之所以成立，不僅因為它們符合某種風格範型，而因為它們標記了創作者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世界所作出的不可回返回應。AI 所生成的「Vermeer」或「Rembrandt」，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顯露出其根本差異。
生成本體論的批判：對「可能性空間」隱喻的解構
du Sautoy 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將創造力理解為對「概念空間」的搜索與遍歷之上。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創作被描述為在既定結構內進行探索、組合或改寫的過程，其評價依據來自搜尋效率、結果新穎度與規則操作的複雜程度。此一框架在分析風格再現與形式生成時具備說服力，卻在面對生成藝術所揭示的深層哲學問題時顯露侷限。
將創造力收束於概念空間的遍歷，預設了空間邊界與評價標準的穩定性。生成藝術所涉及的核心不僅關於是否找到未被探索的配置，而關於生成過程如何在時間中展開自身，並在未完成、不可回溯與偶然干擾的條件下持續運作。當生成被理解為持續發生的運算事件，而非一次性結果，搜索模型難以回應其時間性、終止性與基礎設施依賴等關鍵問題。
生成藝術引發的哲學關切亦不指向創新程度，而指向生成何時被中止、結果何時被承認、運作何時被視為完成。這些問題超出概念空間所能涵蓋的範圍，牽涉評價權力、觀看位置與運算節奏的配置。du Sautoy 的模型在此仍偏重結果，未能充分處理生成作為過程的本體地位。
概念空間模型的分析價值並未因此消失，其適用邊界卻需要被清楚標示。當創造被置於生成系統、演算法時間與不可重複運算的交會處，創造力不再只是搜索策略的問題，而成為生成如何在時間中顯現、停留與消散的問題。正是在這一層次，生成藝術對既有創造力理論提出了更為根本的要求。
空間化隱喻的局限
將創造力隱喻為在預設空間中尋找尚未被發現的位置，本身已隱含強烈的形上學前提。此一想像接近柏拉圖式（Platonic）的觀點，彷彿 Bach 的音樂或 Vermeer 的畫作，早已以理型形式存在於某個數學化的宇宙中，創作僅是將其定位並帶回現實。創造力在此被還原為定位與抵達的能力，問題不在於世界如何被改寫，而在於是否成功找到正確座標。創作遂被轉化為導航行為，而非事件。
對照 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哲學，此一理解顯得過於收斂。在《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et répétition, 1968）與後續著作中，Deleuze 明確區分「可能性」與「潛在性」。可能性指向已被預先定義的選項，其實現僅是從清單中選取；潛在性則不預設結果，其現實化過程本身伴隨結構的生成。真正的創造並非填補既有空缺，而是在生成過程中改寫條件，讓此前不存在的判準得以成立。
創造不只是產出作品，也同時生成衡量該作品的尺度。新的形式出現時，舊有標準往往失效，評價框架被迫調整。創作因此不服從既定座標，而在行進中重新配置空間本身。這正是畢卡索式斷裂在藝術史中的位置，也是德勒茲所謂生成的核心特徵。
相較之下，當前多數 AI 的創造力仍運作於封閉系統內部。模型在既定資料分布、既定評估函數與既定目標下展開搜尋，其變化表現為系統內部的熵增，而非條件本身的轉換。生成結果或許呈現高度新穎的組合，卻未動搖評價機制的前提。創作在此仍停留於空間內部的重排，而未進入生成新空間的層次。正是在這個差異上，AI 的創造力與 Deleuze 意義下的生成出現根本分野。
系統自主性與意圖
AI 目前尚無法形成「意圖」。Picasso 打破線性透視法，源於對現代性經驗之破碎、衝突與不連續的回應，形式轉變承載著明確的表達動機與歷史處境。相對而言，AI 對規則的偏離，來自權重更新與目標函數的推動，行為結果指向性能指標的改善，而非對意義的自我定位。缺乏「元意圖」（meta-intention），行為便無法回返自身的理由層級，變革也就止於結果的新穎，而未觸及規則被改寫的動因。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du Sautoy 已意識到這一差異，並承認演算法的創新不等同於文化層面的變革。然而，其論證仍高度倚賴數學結構與搜尋模型，將創作理解為規則操作的結果，較少處理意圖如何在社會關係、歷史語境與身體經驗中被生成與承擔。
意圖並非抽象屬性，而是嵌入於創作者所處的制度、語言與感知之中。它涉及責任、風險與回應對象的設定，也涉及創作行為如何在公共場域中被理解與承受。當創作缺乏此一層級，行為即便帶來顯著差異，也難以被視為真正的變革。正是在意圖的社會性與肉身性層面，AI 的生成與人類創作之間出現關鍵斷裂，而這一斷裂並非數學結構所能單獨彌合。
時間性的批判：Bergson 的「綿延」與算法的瞬間
創造力若被理解為生成行為，而非結果的產出，便必然涉及其所依附的「現象學時間」（phenomenological time）。創作並非在抽象的計算刻度中完成，而發生於經驗的延宕、回返與積累之中。時間在此不是外在測量單位，而是生成得以成立的內在條件。正是在這個層面上，du Sautoy 對創造力的理解顯露出關鍵缺口。
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時間多半以計算流程、搜尋步數與效率尺度的形式出現。創作被置於可切割、可比較的時間序列中，時間更接近運算資源，而非經驗本身的展開。此一處理方式忽略了創造活動如何在持續之中形成方向感、重量感與不可回返性。
依 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理論，意識與創造力存在於「綿延」（durée）之中。在《時間與自由意志》（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1889）裡，Bergson 指出，時間並非由同質瞬間構成，而是不可分割的連續流動。行動在其中攜帶過往的沉澱，並在進行中改變未來的走向。創作因此無法被還原為一系列獨立決策，而是在持續變化中逐步成形。
由此對照，人類的創造力呈現為綿延中的生成。記憶不只是資訊的保存，而是經驗的重組與情感的滲透。創作過程包含猶豫、停頓與修正，形式在時間中逐步凝結。相較之下，AI 的生成運作建立於離散計算。推論與取樣以步驟展開，結果在邏輯上可被中斷、重啟或回溯，卻不承擔經驗層面的變化。機器具備運行時間，卻不具備體驗時間。
正是在這一差異中，將 AI 的計算時間等同於人類的思考時間，構成範疇上的錯置。演算法可以加速或延長運算，卻無法感受疲勞、期待或遲疑。當創造缺乏現象學時間的厚度，生成便只能被理解為結構操作的結果，而無法進入承擔、積累與轉化的層次。這也標示出以搜尋與計算為核心的創造力模型，在面對生成藝術與創作經驗時所遭遇的根本限制。
過程與結果的二元對立
du Sautoy 傾向以結果作為評判創造力的主要依據，例如以洛夫萊斯測試（The Lovelace Test）檢驗輸出是否具備新穎性。在《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中，創造多半被理解為可比較的產出差異，評價焦點落在完成品是否突破既有範型。此一取向有效衡量結果，卻將生成行動本身退居次要位置。
從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視角看，創造力的價值並不止於產出，而扎根於過程中的承擔與掙扎。對 Jean-Paul Sartre（1905–1980）而言，行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構成主體的自我生成。藝術家在創作時面對材料的阻力，反覆試探、修正與承受失敗，正是在這段時間中，意圖被確認，方向被校準，責任被承擔。作品的重量來自這段與材料相互拉扯的歷程，而非僅是最終形態的完成度。
相較之下，AI 的生成流程繞過了這一層次。系統不需承受材料回饋帶來的挫折，也不經歷猶豫與延宕，便可交付在形式上近乎完美的結果。生成在此呈現為直達終點的運算，而非在時間中逐步成形的行動。當創造被等同於輸出的新穎性，過程中的風險、責任與自我定位便隨之消失。
因此，若創造力僅以結果評價，便忽略了創造作為人類自我構建的實踐向度。創作不只是製作新物，而是在行動中確認自身如何與世界相遇、如何承擔選擇的後果。這一存在論層面的生成，無法由結果替代，也無法被效率所折抵。正是在這個層面，結果導向的創造力模型顯露出其不可避免的盲區。
鏡像中的虛空
透過對 du Sautoy《創造力的密碼：AI 時代的藝術與創新》的整體梳理與批判，幾個關鍵結論逐步浮現。
在規則層面，Bach 與 Mozart 的案例清楚顯示，被稱為「天才」的創作內部確實包含大量可被形式化與統計化的結構。對位、組合與風格調度早已構成高度可分析的操作場域。在探索型與組合型創造力的層級， AI 展現出遠超人類的遍歷能力，並能在既定規則內快速抵達人類未曾觸及的配置區域。
關於變革，表面上的突破未必構成真正的轉向。AlphaGo 在棋盤上呈現的嶄新策略迫使人類重新理解局部與全局關係，評價準則卻未動搖。對照 Picasso 式的創作轉向，真正的變革來自對既有價值與感知前提的重寫，並與時代精神的斷裂密切相連。這一層級的創造仍然超出機器的可及範圍。
在本體論層面，AI 藝術顯露出難以迴避的空缺。生成結果缺乏「綿延」與肉身參與，影像與音樂不承載生命經驗的沉澱，只在資料分布與預測模型之間往返。它們沒有可承擔的過去，也未指向可被回應的未來，只留下計算當下的痕跡，彷彿無時間重量的幽影。
du Sautoy 將創造力理解為代碼操作與空間探索，這一路徑成功說明藝術形式如何被解析，卻未能處理藝術作為存在事件的層面。創造並非僅在於生成新穎結果，而發生於時間之中，關乎猶豫、承擔與不可回返的決定。AI 可以產出差異，卻難以進入真理的去蔽歷程。它回收、折疊並放大人類過往的創造力，將其以統計形式返還給我們，卻無法替代創作作為生命行動的意義。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迫使讀者直視一面鏡子。當 du Sautoy 反覆追問 Bach、 Mozart、Picasso 與 Vermeer 時，問題已不再是如何寫出更精密的程式，而是何者仍然無法被編碼。答案不在計算能力，而存在於缺陷、遲疑與在時間中承受選擇後果的生命經驗之中。正是這些不可壓縮的時間痕跡，持續標記著創造作為人類行動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