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Eisenman 是當代建築領域中最具理論張力、同時也最具爭議性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身分橫跨建築師、理論家與教育者，其影響力並不侷限於可見的建成物，而是深植於建築思考的結構層面。作為「紐約五人組」（New York Five）1的重要成員，Eisenman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建築脈絡中，扮演了關鍵的理論轉向角色，將歐陸哲學中法國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解構思維（déconstruction）引入建築論述，徹底動搖了長久以來由功能、使用者與人本經驗所主導的設計共識。
在 Eisenman 的論述中，建築不再被理解為服務生活的空間技藝，而被推至與語言、文本與符號結構同等的位置。他關注的並非空間是否舒適、動線是否流暢，而是形式如何生成、如何在內部規則中自我推衍，又如何與歷史殘影產生錯位關係。建築在此被視為可被閱讀、拆解、重寫的形式系統，其意義並非穩定地附著於用途或象徵，而是在差異與延遲中不斷滑移。
「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之間的分離與矛盾
Eisenman 的學術訓練奠定了他在建築理論領域中極為罕見的深度與嚴謹性。他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建築專業教育，隨後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此一橫跨美國實務取向與英國理論傳統的學術路徑，使其建築思考自一開始便脫離單純的技術訓練，而進入語言學、哲學與結構分析交織的理論場域。
Eisenman 的理論基礎深受「符號學」（Semiotics）與「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思維影響。在他的論述中，建築被理解為可被閱讀的語言系統，形式與結構如同語法與修辭，能被拆解、轉譯與重新編碼。網格、重複、位移與幾何變形構成他反覆操作的核心手段，目的不在於塑造穩定意象，而在於破壞意義的單一指向。空間在此呈現多重指涉狀態，閱讀始終游移，難以被固定於某個終點。
該立場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Jacques Derrida（1930–2004），以及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 的思想形成深層共振。Nietzsche 對本質與真理的懷疑，動搖了穩定意義作為形上基礎的可能性，為建築意義的去穩定化奠定哲學前提。Chomsky 透過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區分，提出可進行抽象操作的形式生成模型，將設計理解為結構運算所產生的結果。至於 Derrida，其對差異、延異與文本不封閉性的分析，為建築引入解構性的閱讀與生成方法，形式因而不再指向單一中心，而持續處於位移與未完成之中。
Eisenman 明確拒絕將建築視為自然指向功能、象徵或審美愉悅的對象。他關注建築內部的生成邏輯，尤其是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之間的斷裂關係。平面、剖面與軸線不再對應外在秩序，而呈現彼此錯位的狀態。空間因此顯得不連續，行走過程充滿遲疑與中斷。此種設計策略並非失誤，而是刻意將不穩定性保留於建築核心。
Derrida 對「在場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之批判，在 Eisenman 的建築中轉化為形式操作層面的實踐。意義不再被視為可立即抵達的中心，而總是在差異與延遲中展開。建築如同文本，其意義依賴閱讀關係而非作者意圖。此一觀點與 Derrida 所提出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形成直接呼應。形式並非承載固定內容，而是在不斷推遲中生成新的解讀可能。
Eisenman 與 Derrida 的合作，尤以《拉維萊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 1982–1983）競圖計畫最具代表性（圖 1）。該方案並未追求空間的整合或象徵秩序，而透過網格錯置、路徑斷裂與概念疊加，嘗試在建築層面呈現「缺席的在場」（presence of absence）。此處的在場不透過實體確認，而經由缺失與偏移被間接指認。哲學在此不再停留於文本，而進入圖表、平面與操作系統之中。
於此脈絡，Eisenman 的建築逐漸脫離實體建造的優先性。圖表、草圖與分析模型成為理論實踐的主要媒介。建築的完成狀態不再位於落成時刻，而存在於概念推演過程之中。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常被批評為缺乏舒適性與可使用性，但此類批判往往忽略其根本立場。對 Eisenman 而言，建築並非為了解決生活問題，而是為了暴露問題本身。
Eisenman 的哲學立場在著作中表達得相當鮮明。《建築的形式基礎》（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1963）已明確指出，形式並非設計完成後的結果，而是生成邏輯在過程中留下的痕跡。建築因此被理解為推演關係的產物，而非為了回應既定意義所塑造的外殼。《解構的建築》（Deconstruction in Architecture, 1988）進一步將解構理論轉化為建築操作語彙，拒絕終極意義的安置，並維持形式與意義之間的張力狀態。閱讀 Eisenman 的文本時，理解往往停滯於概念之間的反覆折返，閱讀經驗本身變得不穩定。正是在這樣的遲滯之中，建築不再被視為直觀感知的對象，而被放置於思考活動展開的位置。
在高度重視體驗、效率與人性化設計的當代語境中，Eisenman 的立場顯得冷峻而疏離。然而，正因其拒絕迎合期待，他的建築哲學持續保有批判強度。建築在此不負責安撫，而負責撕開表象，揭露歷史、形式與意義之間始終無法縫合的裂隙。
建築的「形式自治」
Eisenman 的核心企圖，在於將建築從長期附著於功能、意義與審美規範的框架中抽離，轉而追索「形式自治」（formal autonomy）的可能性。此一立場不僅反對現代主義以「形隨功能」作為設計正當性的信條，也直指建築學科是否必須依賴外在目的才能成立的根本問題。Eisenman 反向提出「功能隨形」，主張形式並非功能的結果，而是具備自身邏輯的生成體。正因此，他的建築在高度抽象的同時，經常被指控忽略社會責任與使用倫理。
在 Eisenman 的理解中，數個世紀以來的建築實踐始終受制於外在需求。建築被視為回應實用課題的技術手段，形態被用途預先規定。此一預設在他看來削弱了建築作為思想載體的潛能。他拒絕將功能視為形式的起點，甚至刻意讓形式與使用產生摩擦，藉此暴露功能本身的歷史偶然性，並凸顯建築形式的自主條件。
同樣地，建築長期被賦予清晰而穩定的文化意涵。紀念性、崇高感、秩序感與舒適性往往在設計初始便被預設。Eisenman 將此視為外部話語對建築的覆寫。他嘗試拆解此類意義配置，拒絕讓形式成為既定象徵的載體，而是讓意義在形式之間游移，變得模糊、分裂，甚至消失。建築在此不再負責傳達明確訊息，而保留持續被閱讀與誤讀的狀態。
於美學層面，Eisenman 同樣對古典與現代所共享的和諧、比例與對稱保持距離。他認為此類審美規範構成形式實驗的邊界，過早封閉了生成過程。他轉而操作錯位、斷裂、疊加與不連續關係，讓空間呈現不穩定狀態。此類形態並非為了製造視覺衝擊，而是為了揭露形式生成的內在矛盾。
「形式自治」在此並非風格宣言，而是方法論立場。Eisenman 試圖剝離建築對功能、象徵與感知經驗的依附，讓空間、結構與幾何關係回到自身的運作層次。他將設計視為形式邏輯的推演過程，如同語言的文法運算。建築在此不再被理解為承載生活的容器，而被視為具有自我生成能力的概念構成。
此一觀點進一步導向對建築實體性的懷疑。Eisenman 多次暗示，建築的完整狀態未必存在於建成之後，而可能停留於圖表、模型與概念層級。圖紙與分析不只是通往實體的中介，而本身便構成建築思考的核心。實體建築則成為抽象推演的暫時凝結，其不舒適與不完整並非缺陷，而是理論立場的外顯結果。
「反功能」與「反人」：極致形式主義的代價
Eisenman 對建築自律性與哲學深度的極端堅持，使其作品長期被貼上「反功能」（dysfunctional）甚至「反人」（inhuman）的標籤。在其設計思考中，功能不再構成空間生成的起點，而被降至形式推演之後的附屬結果。實用性在此並非被忽略，而是被有意移除其主導地位，轉而成為可被質疑、扭轉甚至中斷的對象。
此一立場在其早期住宅實驗中表現得尤為明確。《第一至第十號住宅》（House I–X, 1967–1978）系列並未以居住舒適作為核心目標，而是將住宅轉化為形式語法的測試場。平面配置、結構元素與動線關係皆服從於抽象的幾何邏輯，而非日常生活的直覺需求。空間在此不回應行為，而反向塑造行為，迫使居住者在使用過程中意識到形式的主導性。
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住宅 VI》（House VI, 1975）尤能體現 Eisenman 的立場。住宅核心設置了一道無實際用途的樓梯，垂直動線被抽離其功能角色，轉而成為純粹的形式事件（圖 2）。此一構件將起居空間強行切分，日常行走被迫繞行，生活節奏因此被持續打斷。室內亦可見看似承重卻不承擔結構任務的柱體，結構語言在此被抽空其工程意義，只保留形式位置（圖 3）。
此類設計並非疏忽，而是刻意操作。柱、牆、樓梯與開口不再為便利服務，而作為建築語言中的符號單元，彼此形成差異關係。居住者在空間中的不適感，正是 Eisenman 所欲保留的狀態。透過干擾行為的順暢性，空間迫使使用者反思自身與形式之間的關係，居住被轉化為一場持續的概念遭遇。
正因如此，評論界常以「紙板建築」（Cardboard Architecture）2形容其早期作品，暗指其更接近模型或圖紙層面的概念推演，而非為生活而設的空間實體。此一說法固然帶有貶抑意味，卻也準確指出 Eisenman 對建築物質性的保留態度。在其觀點中，建築的完整性並不取決於是否適合居住，而取決於形式邏輯是否自洽。
進入 1980 年代後，Eisenman 的實踐尺度逐漸擴展至公共建築與大型計畫。隨著規模放大，其解構傾向並未減弱，反而在更複雜的條件下顯得愈發尖銳。抽象幾何、錯位網格與破碎體量被推向整體規模，內部空間因而呈現高度複雜性。行走路徑不再直觀，使用關係持續被延遲，空間氛圍刻意維持疏離。
在形式語彙上，Eisenman 持續操作結構裸露、軸線偏移與體量分裂。此類形態拒絕和諧與穩定感，轉而製造視覺衝突與閱讀不確定性。建築在此不提供秩序保證，而暴露自身的不穩定狀態，指向歷史、意義與形式之間難以縫合的裂隙。
然而，正是此種立場，使其作品屢次遭遇實務層面的質疑。結構複雜導致施工與維護成本升高，空間使用的不便亦在公共建築中被放大。批評者指出，其對理論一致性的執著，往往凌駕於建築作為日常容器所需具備的耐久性與可用性之上。
Eisenman 的建築因此成為衝突場域，一方面堅守形式思考的純度，另一方面持續暴露與生活現實之間的張力。此一矛盾並非附帶結果，而構成其作品的核心條件。Eisenman 的建築不追求被接受，而選擇被抵抗。正是在不適、爭議與失衡之中，其理論立場得以被清楚辨識，也迫使建築學科重新面對自身長期回避的問題。
建築作為高高在上的哲學命題
正因 Eisenman 對建築自律性與哲學深度的極端堅持，他的實踐長期被質疑與實際使用經驗之間存在明顯斷裂。建築在其論述中被視為可自我運作的理性體系，其價值奠基於形式邏輯、符號關係與概念推演所構成的內在一致性，而非日常生活的回饋。當設計判準高度集中於理論生成的嚴密性，空間便逐漸轉化為觀念的載體，而非為身體行動與感知經驗所敞開的場所。使用者往往無法透過直觀的移動、停留或觸碰來理解建築，而必須回到文字、圖式與概念結構之中，才能接近其被設定的意義。
Eisenman 的理論著作中，設計邏輯往往先於空間經驗被確立。他的重要著作《圖解日誌》（Diagram Diaries, 1999）大量運用高度抽象的圖解系統、符號操作與哲學隱喻，試圖將設計過程本身轉化為可被閱讀與分析的思維軌跡。圖式在此不再只是輔助說明，而成為建築生成的核心語言。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操作中，理解的門檻被顯著抬升。即便對受過專業訓練的建築師而言，文本中的概念連鎖與語言密度仍構成負擔，更遑論一般使用者。建築的可理解性因而被轉移至知識層面，閱讀能力與哲學素養成為進入空間意義的前提條件。
問題在於，當建築必須仰賴冗長理論才能被理解，其空間是否仍具備自我表達的能力。當建築必須仰賴冗長的理論敘述才能證成自身價值，其空間表達是否仍具備直接傳達的能力。作為公共藝術的建築，本應透過尺度、光影、材料與身體關係，在不經翻譯的情況下與人建立聯繫。當理解被延後至文本之中，空間本身便退居次要位置。建築不再以存在本身發聲，而成為等待被解碼的觀念物件。此時，作品更接近被實體化的學術論文或哲學裝置，而非可被自然進入與感受的生活場域。
當建築語言完全嵌入高度抽象的學術脈絡，理解便自然只對少數人開放。Eisenman 的建築語彙深植於高度抽象的學術脈絡，建築被簡化為可供分析、拆解與重組的文本結構。社會使用、文化差異與情感經驗在此框架中被邊緣化，空間的意義主要存在於理性運算與形式關係之中。建築不再扮演承載日常活動的社會角色，而轉化為檢驗哲學命題與理論純度的實驗體。當層層概念包覆了空間本身，使用者的感知與情緒往往被視為次要變數，甚至被理解為干擾理論完整性的因素。
建築因而逐漸退出社會生活的核心，轉向自我指涉的語言系統。公共空間逐漸轉化為少數知識菁英之間的智性場域，而非共享的文化平台。建築不再促成集體經驗，而更像一個封閉的語言系統，僅對熟悉其語法者開放。Eisenman 的實踐清楚揭示，當建築過度沉潛於自身的理論話語之中，空間藝術原本所具備的社會性與感知強度便會隨之消退。建築得以在概念層面達到高度純化，卻也可能在現實中失去與人群、生活與文化產生共振的能力。
《魏斯納藝術中心》：解構網格的碰撞與實用功能的困境
Eisenman 長期投注於形式與意義關係的再編碼，將建築視為語言、時間與意識交錯運作的實驗場域，而非功能與結構的累加結果。在他的論述中，建築語法本身具備遊戲性與生成性，錯置、偏移與斷裂成為可被反覆操演的操作條件。空間不再追求穩定敘事，而被置於持續變動與不可預期之中，觀看與行走轉為閱讀與思辨的過程。
此一取向在他於 1989 年完成、位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魏斯納藝術中心》（Wexner Center for the Arts, 1989）中獲得大規模呈現（圖 4）。此案標誌 Eisenman 首度將解構主義思維全面引入公共建築尺度，藝術展示與學術交流不再只是被容納的活動，而成為被建築形式主動擾動的對象。建築本身被設定為論述機器，透過形式組織揭露藝術與知識的不穩定狀態。
《魏斯納藝術中心》的構成基礎來自兩組彼此錯位的網格系統。一組對應哥倫布市的城市街道方向，另一組延續校園既有的軸線秩序。兩者在場地中相互疊合卻無法完全對齊，空間因此呈現持續張裂的狀態。牆面、柱列與通道在交會處產生偏移與斷裂，視線與動線被迫重新調整，建築因而展現可被閱讀的文本特質，意義在行走與觀看中不斷延宕。
外露的鋼構系統與近似施工鷹架的構造語彙刻意保留未完成的姿態。穩定、紀念與封閉的博物館形象在此被解除，藝術機構被呈現為持續生成的狀態。形式不再指向完成時刻，而維持於開放與懸置之中。對 Eisenman 而言，建築並不提供明確結論，而透過複雜性迫使觀者進入思考狀態，空間轉為觀念運作的介面。
高度抽象的形式操作同時引發強烈爭議。錯綜的網格與非正規構造在玻璃屋頂交接處形成長期滲水問題，後續維修負擔沉重。展廳內部的傾斜牆面與非常態柱位，使標準畫作與展示系統難以配置，展覽彈性因此受限。設計中對概念推演的高度投入，與建築耐久性與空間適配之間的張力在此清楚浮現。
在都市與校園層級，《魏斯納藝術中心》的形式語彙亦與周邊環境形成明顯對照。鋼構與斷裂節奏對比哥倫布市與校園慣用的磚石材料與對稱秩序，去脈絡化的策略試圖脫離地域與歷史約束，卻也削弱了與日常使用經驗之間的連結。建築高度自律的姿態提高了理解門檻，空間更接近需仰賴專業訓練才能解讀的學術文本，而非自然融入生活的公共文化場所。
整體而言，《魏斯納藝術中心》呈現 Eisenman 將解構主義轉譯為公共建築語言的關鍵實驗。建築在此成為哲學與文化論述的承載體，突破功能主義主導的設計框架，開啟建築作為思考裝置的可能性。同時，功能表現、使用經驗與維護問題也暴露出形式邏輯凌駕於空間實務之上的風險。當建築高度封閉於理論運算之中，情感連結、文化回應與實際使用需求便容易被推向邊緣。《魏斯納藝術中心》正是在此矛盾中成為經典案例，其價值不僅來自成功之處，也來自所揭示的限制與代價。
《柏林大屠殺紀念碑》：歷史的沉默與體驗的強制
Eisenman 最具影響力、同時引發長期辯論的作品，集中體現在《柏林大屠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2004）（圖 5）。由 2711 塊高低不一的混凝土石碑構成的巨大網格，位於柏林市中心，鄰近德國國會大廈與布蘭登堡門，承載德國面對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國家性記憶責任。整體場域未設明確入口、標示或敘事中心，參觀動線在石碑之間持續下沉、轉折，方向感逐步瓦解，身體經驗被推向壓迫、迷失與隔絕的狀態。
Eisenman 刻意避免具象的歷史符號與敘事引導，拒絕以再現方式處理暴行記憶。參觀者行走於石碑林中，視線被不斷遮蔽，聲音被吸收，尺度在腳步推進中產生劇烈變化，孤立與不安逐漸取代理解與回顧。此一空間策略並非為了傳遞具體史實，而是讓身體直接面對無法被理性化的歷史殘餘。Eisenman 將紀念碑理解為「缺席的在場」與負面記憶的實體化，歷史傷痕不被說明，而在空間中持續滲透。
高度抽象且以體驗為核心的設計，同時引來尖銳批評。部分評論指出，過於去符號化的語言削弱紀念的可讀性，對缺乏歷史背景的參觀者而言，場域可能僅被理解為冷峻的形式構成，難以與大屠殺事件建立具體連結。尺度與路徑的不穩定雖然加深迷失與壓迫感，卻也拉開情感距離。有觀察指出，石碑林中出現自拍、奔跑等行為，顯示建築形式與歷史記憶之間存在理解與尊重層面的落差。刻意保留的分裂狀態成為作品的核心力量，同時也構成意義傳遞的阻力。
對 Eisenman 而言，抽象並非逃避歷史，而是回應歷史不可被簡化的現實。他長期反對以具象雕塑或清晰敘事處理大屠殺記憶，認為此類再現往往將暴行轉譯為可被消化的圖像，反而削弱其倫理重量。紀念不再是穩定的象徵，而是一段被迫經歷的過程。建築在此不作為容器，而作為狀態，意義不由設計者預設，而在參觀者的遲疑、困惑與不安之中逐步生成。
此一立場延續 Eisenman 對形式自律與建築思考性的堅持。他拒絕將紀念空間收斂為單一政治立場或民族情感的載體，形式本身被保留為問題的起點，而非結論。過度明確的紀念方式在他看來容易固化記憶，抹平差異，讓歷史被過早安置。模糊、不確定與不安則為記憶保留流動的可能，避免落入同質化的集體敘事。此一策略拓展紀念建築的思想邊界，同時也與大眾對紀念空間的期待形成落差。對多數人而言，紀念碑往往承擔教育、指引與情感撫慰的角色，而此處的空間經驗更接近冷靜、抽離甚至令人困惑的狀態。
《柏林大屠殺紀念碑》的影響力，正來自其難以被界定與消化的特質。它不提供安慰，不指向答案，也不追求共識。爭議持續存在，思考也隨之持續發生。什麼構成適切的紀念，如何記住不可被完整理解的歷史，建築在記憶政治中應扮演說明者、沉默者或提問者，相關問題在此被不斷召喚。紀念碑未嘗試給出回應，而讓問題本身長期停留於空間之中。在此意義上，它成為一座持續生成、永不完成的紀念建築。
《阿羅諾夫設計與藝術中心》：與歷史語境脫鉤的抽象構造
Eisenman 於辛辛那提大學完成的《阿羅諾夫設計與藝術中心》（Aronoff Center for Design and Art, 1996），是其解構主義理念在校園擴建計畫中的關鍵實例（圖 6）。此案並非單純延展既有量體，而是嘗試重寫設計與藝術學院在校園中的空間語言與象徵位置。建築同時容納教學、工作坊與公共交流空間，並以高度概念化的形式回應周遭城市條件與歷史層次。然而在批判視角下，形式與理論的優先性塑造出強勢的建築姿態，與周邊環境及實際使用需求之間形成明顯斷裂，所宣稱的連結多半轉化為錯位與不便。
設計策略的核心來自 Eisenman 對多重網格關係的長期研究。周邊城市街區與校園軸線被同時引入，經由錯位、偏轉與疊加的操作嵌入建築體系，空間與形體因此呈現持續不穩定的狀態。破碎的量體組合、傾斜與偏移的牆面、無中心的動線，以及不對稱的立面節奏，共同構成其形式自律的語彙。建築被設定為開放語法，脫離功能主義的線性邏輯與古典構成的均衡秩序，非線性操作讓矛盾與不確定成為空間經驗的核心。進入建築後，使用者必須反覆重新定位自身位置，行走轉為探索與解讀。
高度理論導向的形式實驗，在實際使用層面引發持續爭議。室內空間結構複雜，走廊連結與轉折缺乏明確秩序，牆體傾斜與樓層高差造成日常動線的困惑。部分房間的非標準形態增加空間配置難度，家具與設備的彈性受到限制。概念層面的體驗強度，伴隨教學與學習效率的下降，舒適度與專注度亦受影響。建築原本服務學術活動的角色，逐步讓位於形式自指的操作，空間更像被用來展示理論，而非支援日常教育活動。
在校園尺度上，《阿羅諾夫設計與藝術中心》與既有建築群之間的關係同樣緊繃。破碎而銳利的量體被嵌入以磚石結構與新古典語彙為主的校園肌理之中，視覺對比極為強烈。Eisenman 刻意避開對既有語境的呼應，採取去脈絡化立場，將建築塑造成與歷史秩序脫鉤的抽象構造。此舉意在凸顯當代與傳統之間的斷裂，並強化新建築的獨立性。然而在不少評論者眼中，介入方式顯得單向而缺乏同理，新舊建築之間缺乏過渡與對話，校園的空間秩序因而顯得零散。此案例亦揭露明星建築師在追求個人語彙與理論實驗時，容易浮現的精英主義姿態，建築更接近概念裝置，而非回應場所與社群的公共構築。
於《阿羅諾夫設計與藝術中心》，解構不再只是批判既有秩序的手段，而成為塑造日常空間的主導邏輯。形式的不穩定被制度化為空間經驗的一部分，也同步放大建築與使用之間的摩擦。此案顯示，當理論操作全面滲入建築層級，問題不再只是形式是否成立，而在於生活是否仍能在其中順利展開。形式的高度複雜與空間的不穩定狀態，讓建築清楚展現其作為哲學與文化思辨媒介的潛能，同時鬆動大學建築長期依附的穩定、秩序與效率想像。使用效率、空間舒適性與文脈回應所引發的爭議，也在此浮現為不可忽視的問題。當形式推演與理論語言佔據主導，教育與交流空間所需的日常支撐便容易被推向邊緣。此案指向一個持續存在的張力：建築的說服力不僅來自概念層面的自我論述，更取決於空間經驗、實際使用與文化共鳴之間能否維持長時間的對話與平衡。
法西斯形式的抽離與意識形態的批判性共謀
Eisenman 的建築理論始終圍繞同一問題展開：建築能否作為自主語言系統而存在，並在政治與社會規定之外運作。深受解構思潮影響的他，將形式理解為語言本體與結構運行的結果，而非權力或意識形態的附屬物。在其理論視野中，建築被視為具備內在邏輯、語法層級與歷史運動的文化生產，而非僅僅回應外部目的的工具。正是在此立場之下，他轉向義大利建築師 Giuseppe Terragni（1904-1943）的研究，展開高度爭議的形式分析與理論介入。
Eisenman 對 Terragni 的長期研究，集中呈現在專著《朱塞佩．特拉尼：轉型、解構、批判》（Giuseppe Terragni: Transformations, Decompositions, Critiques, 1986）。此書既是對建築形式的細緻剖析，也是對形式與政治關係的理論實驗。Eisenman 關注 Terragni，並非基於風格偏好，而在於其作品位於形式純化與政治目的的張力地帶，尤以為墨索里尼政權設計的《法西斯之家》（Casa del Fascio, 1936）為關鍵案例（圖 7）。
在 Eisenman 的閱讀中，Terragni 的建築同時嵌入法西斯脈絡，又顯露可被抽離的語法潛能。透過圖解、重組與語義分解，建築被回溯為由內在邏輯推動的形式系統，結構中的斷裂、不穩定與語義滑移隨之浮現。詮釋重心落在形式運行，而非政治指涉，建築因此被理解為可被閱讀與拆解的語言構造。
此解讀策略體現 Eisenman 作為形式主義者的基本立場。於其詮釋框架下，《法西斯之家》不再僅被視為權力象徵，而被重新定位為抽象且深層的形式實驗。將建築從政治功能中抽離的嘗試，凸顯建築作為理論操作場域的可能，也持續推進他對形式自主性的追求。
爭議亦由此展開。批評者指出，對形式的淨化處理，可能伴隨對歷史語境的淡化。當 Terragni 的建築被剝離法西斯背景，政治象徵的現實重量隨之減弱，服務極權的形式語彙反而獲得未經審視的美學正當性。所謂形式自主性，在實踐層面可能演變為批判性共謀，權力關係未被拆解，反而因語境模糊而被遮蔽，政治與倫理責任因而退居次位。
形式分析的邊界與倫理殘影
形式、政治與歷史之間的三方拉鋸，構成 Eisenman 研究 Terragni 時最為緊繃的理論場域。此一研究方向並非停留於形式分類或構圖技法的層次，而是直接觸及建築理論在面對歷史暴力時所承受的倫理重量。形式分析在此不再是中性的學術工具，而成為必須自我反思的行動。當建築被還原為語言系統，政治背景是否仍被完整保留，或在分析過程中被稀釋，始終構成無法迴避的問題。
圍繞 Terragni 的討論因此超出個別建築師評價的範疇，而指向當代建築理論的結構性困境。當建築與極權政治緊密交織，形式遺產的處理方式同時涉及研究方法、歷史責任與倫理界線。形式在去脈絡之後是否仍具批判效力，抑或僅剩抽象價值，問題在多位建築思想家的論述中反覆出現，並持續引發分歧。形式一旦被視為可獨立運作的語言，其歷史指涉便容易轉為背景條件，而非理論核心。
於此討論脈絡，Leon Krier（1946–2025）對 Albert Speer（1905-1981）的辯護式再詮釋 3，常被視為形式與政治分離策略的代表案例。Krier 將古典秩序視為跨越歷史斷裂的結構原則，試圖在形式層面切割其與納粹政權之間的責任連結，轉而強調比例、對稱與永恆價值。此一立場使形式獲得理論上的自律地位，卻也引發對歷史失憶的質疑。
與此同時，Aldo Rossi（1931-1997）與 Marcello Piacentini （1881-1960）之間曖昧而複雜的歷史連結，則呈現出不同的歷史張力結構 4。Rossi 透過城市記憶與類型學，嘗試在歷史斷裂中建立形式的延續性，使建築成為集體記憶的載體。即便 Piacentini 與法西斯政權之間的關係難以迴避，Rossi 仍試圖在類型與構成層面保留可被再閱讀的價值，使形式在歷史層次中獲得某種合法位置。
相較之下，Eisenman 採取的方向更為激進。他不尋求為形式提供穩定的歷史定位，也不嘗試修復其倫理形象，而是透過解構操作揭露語言系統內部的裂縫與滑移。形式在此持續被鬆動，不確定與多義成為分析核心。建築被視為理論運算的場域，語言如何自我分裂，如何在內部產生矛盾，成為研究焦點，社會功能與集體記憶則被刻意推至次要位置。
儘管立場差異明顯，Eisenman 與 Krier、Rossi 仍共享重要前提。三者皆將形式視為核心研究對象，並在理論操作中暫時抽離政治語境，以利結構分析與概念推演。此一策略各自建立不同邏輯，也同時引入潛在風險。當形式與歷史與權力結構分離，理論分析可能在無意間為原本需要被審視的建築語彙提供遮蔽。形式研究若缺乏對政治結構的持續警覺，美學層面的再生產便容易發生，倫理重量隨之稀釋。
正是在此張力之中，Eisenman 的理論實踐顯露其難以消散的陰影。他試圖以解構作為批判手段，卻同時暴露形式自主性本身所承載的風險。建築在被還原為語言之後，是否仍能回應歷史責任，抑或僅在理論層面完成自我運作，問題至今仍未獲得定論。這一未竟狀態，構成 Eisenman 理論位置中最具爭議、也最具啟發性的部分。
上帝視角的宏圖與現實的殘酷
Eisenman 在當代建築史中的位置，並不取決於作品數量或風格辨識度，而在於他對建築本體所提出的持續質詢。他以高度抽象的觀看位置審視城市與建築，將其理解為可被拆解、編碼與重組的符號結構。此一視角遠離日常尺度與感知經驗，建築被置於語言系統的層級中運作，形式不再回應現實秩序，而沿著內在邏輯自行推演。對形式自主的極端投入，推動理論野心不斷擴張，也在實踐層面引發尖銳爭議。
這一立場在其最具烏托邦色彩的計畫中顯露得尤為清楚。位於西班牙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山丘上的《加利西亞文化城》（Cidade da Cultura de Galicia, 1999–2011）（圖 7）原本被設定為整合博物館、圖書館、表演藝術與行政設施的大型文化聚落。Eisenman 將地形資料與中世紀城市網格轉化為抽象數據，透過參數運算生成波浪起伏的量體，地貌、歷史與敘事被納入同一理性系統中重新配置。建築在此不再扮演回應需求的構築角色，而更接近造物行為，理論一致性被置於首位。
現實推進卻揭露結構性的斷裂。工程延宕、經費暴增與使用落差，使文化城長期處於未竟狀態，部分建築閒置多年。計畫未能兌現最初的文化承諾，反而成為公共資源失衡與政治決策失序的象徵。此一結果凸顯抽象理性在脫離社會、經濟與地方條件後所暴露的脆弱性，形式邏輯一旦失去現實支撐，理論的完整反而加深實踐層面的裂解。
回顧 Eisenman 的整體路徑，建築被他徹底轉化為思辨平台。形式不再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而被用來揭露空間與意義之間的不穩定關係。此一轉向對建築教育與理論討論產生深遠影響，固定的功能與形式對應被鬆動，建築得以被重新閱讀。然而，去人性化的設計邏輯也反覆引發對使用經驗、身體感受與公共責任的質疑，知識密度與理解門檻同步抬升，建築逐步遠離多數人的生活場域。
Eisenman 的貢獻與爭議因此交織成不可分離的整體。他以不妥協的形式操作迫使建築面對自身的理論前提，也讓建築倫理問題浮出檯面。當建築被推向純粹語言運算，社會性與人本關懷如何安置，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抽象理性所帶來的自由，同時伴隨責任的懸置，理論的鋒利與現實的承受能力在此形成持續張力。
Eisenman 留下的，並非可供複製的設計模式，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建築在抽象思維與現實條件之間的根本矛盾。建築既可能成為哲學語言的實驗場，也無法完全脫離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承載。如何在形式自主與公共責任之間維持清醒的平衡，正是 Eisenman 理論遺產所不斷召喚的問題，也是當代建築無法迴避的倫理臨界點。
- 「紐約五人組」（New York Five）一詞源自 MoMA 於 1969 年舉辦的「Five Architects」展覽及其後出版的同名圖錄，指的是 Peter Eisenman、Michael Graves（1934–2015）、Charles Gwathmey（1938–2009）、John Hejduk（1929–2000）與 Richard Meier 等五位以純幾何、抽象構圖與白色體量語彙為共同特徵的建築師。他們延續並強化了 Le Corbusier（1887–1965）早期純粹主義（Purism）與國際風格的形式語言，被視為美國語境中晚期現代主義的象徵。
- 「紙板建築」（Cardboard Architecture）為 1970–1980 年代建築評論界對 Peter Eisenman 早期住宅作品的概括性批評用語，並非出自單一評論者。相關觀點可見於 Kenneth Frampton、Charles Jencks（1939–2019）、Vincent Scully（1920–2017）等人的論述，用以指其建築高度依賴圖解與形式推演，彷彿將概念模型直接放大建成，材料重量、結構現實與使用整合因此被弱化。
- 「辯護式再詮釋」指Leon Krier（1946–2025）在其理論與評論中，試圖將 Albert Speer（1905-1981）的建築形式與其作為納粹政權核心建築師的政治角色加以區分。Krier 強調古典秩序、比例與對稱所代表的形式原則，主張其價值不應因歷史情境而被全面否定，並嘗試在形式層面抽離政治責任，將 Speer 的作品重新置於建築類型與構成理論的脈絡中理解。此一立場常見於 Krier 對現代主義的批判論述與對傳統城市形式的辯護之中，也因此引發學界對其可能淡化極權歷史、促成形式去政治化的批評，相關爭議常被視為形式自主性與歷史倫理之間張力的代表案例。
- 「曖昧而複雜的歷史連結」指 Aldo Rossi（1931-1997）在其城市理論與建築類型學研究中，對義大利近代建築傳統的再評價，間接觸及 Marcello Piacentini （1881-1960）於法西斯時期所建立的城市構成語彙。Rossi 並未為 Piacentini 的政治角色辯護，而是將注意力集中於城市形式、紀念性結構與類型連續性，試圖在歷史斷裂之後保留可被重新閱讀的形式層次。此一取向使形式得以在理論上延續，同時也引發對其是否充分面對法西斯城市政策與政治語境的質疑，相關討論常被視為類型學方法在倫理層面所承受張力的代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