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éon Krier:後現代新傳統主義與歐洲城市的重建

Michael Graves(1934–2015)的實踐,象徠後現代歷史主義在美國語境中轉向商業化、歡愉並貼近大眾的方向。他善於以色彩與輕巧的寓意重新包裝古典語彙,使歷史以友善的面貌被導入企業識別與公共建築。但在同一波回望歷史的潮流中,Léon Krier(1946–2025)所提出的立場明顯朝向另一個極端,帶著沉重的文化焦慮與價值危機感,彷彿整個西方文明已走到需要矯正的門檻。
對 Krier 而言,回歸傳統不屬於風格選擇,而是一項文化自救工程。他的姿態充滿倫理強度,像是從十九世紀的學院制度走出的嚴格導師,手握準則,責備整個現代主義時代的失序。他以筆記、論戰文本和精心繪製的城市剖面圖建立思想影響力,並以近乎宣示性的語言指出現代都市在工業化衝擊下已喪失象徵、尺度與公共性的基本結構。

Philip Johnson:法西斯主義者到現代建築教父

Philip Johnson(1906–2005)的建築生涯,宛如一場令人驚訝的歷史劇,深刻地揭示了建築、政治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盤根錯節。他既不是堅守理念的苦行者,也不是孤高自持的藝術先知,而是一位極具敏銳嗅覺、擅長政治與語境操控的文化權臣。他的形式風格屢次轉換,從現代主義的簡潔語言過渡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拼貼與反諷語法,每一次轉身,都恰如其分地對應著當代的意識形態、審美趣味與話語轉變,使他長期居於建築權力場的核心。

然而,在這一連串建築與策展的華麗舞台背後,最無法被歷史抹去的,仍是他在1930年代深陷極右政治與法西斯思想的黑暗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