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全球文化景觀出現了深刻的「沉浸式轉向」（Immersive Turn）。美術館的白盒子、城市廣場、商業複合體的黑盒子，都被影像重新佔領。影像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構成包裹感官、重塑空間的環境力量。若僅將「沉浸式藝術」理解為美學的更新或技術演進的延伸，便會忽略其後方正在推動的政治經濟結構。

當前最具能見度的三種沉浸式美學模型——Rafik Anadol 的資料流體、teamLab 的互動光影、Olafur Eliasson 的現象學裝置——並不屬於單一風格譜系。它們分別運作於晚期資本主義的不同層級，是三種分化的「權力機器」（Power Machines）。每一種都透過光線、影像、空間、感測介面來建構特定的統治語法：資料治理的美學化（由 Anadol 體現）、互動娛樂的產業化（由 teamLab 體現）、現象學感知的倫理化（由 Eliasson 進行重建）。它們共同編寫了資本、注意力與文化權力的當代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