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元智大學評畢業製作，回程在車上，感觸混亂交錯，試著梳理。
作品普遍平淡。不是技術的問題，努力也參差不齊。大部分作品一如以往，多半自限於個體經驗的抒發；少數涉及 AI 應用的，也僅止於工具層次，停留在程式設計師思維或入門遊戲試作的程度，並未將 AI 置入更深的思考脈絡。整體的安逸背後有平庸化的隱憂，缺少深刻的凝視。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會這樣。
理論上，台灣的年輕藝術家身處極其特殊的歷史時刻。地緣政治的張力從未如此具體，AI 對創作本質的衝擊從未如此深入。如果要說「痛苦而肥沃的創作時代」，現在應該就是。
但事實與想像大異其趣。
「痛苦而肥沃」，很容易是事後的敘事。魏瑪共和國末期的藝術家，當時不會覺得自己活在肥沃的時代，他們在逃亡、在噤聲、在選擇要不要妥協。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藝術家也不會這樣想。那些後來被稱為偉大的作品，在當時往往根本無法公開，或者根本沒有完成。「肥沃」是倖存者事後命名的東西，對活在當下的人來說，感受到的往往只有痛苦。
那麼問題就變成：台灣的年輕藝術家，感受到痛苦嗎？
我覺得沒有。或者說，感受到了，但不知道如何停在痛苦裡，更不知道痛苦可以是什麼。
台灣人有很深的集體本能，把痛苦消化掉，而且消化得快、消化得徹底。不管是天災、殖民、政權更迭、戒嚴，每一代都經歷過必須快速適應的劇變，能夠存活的，是懂得把痛苦轉換成務實行動的人，而不是停下來凝視痛苦的人。久而久之，「不要停在痛苦裡」變成了生存的邏輯。痛苦被轉換成努力工作，被轉換成家庭責任，被轉換成「想太多沒有用」。它沒有被正面看見過，只是一直被繞過去。
但藝術需要的，恰恰是那個被繞過的痛苦。
梵谷的作品動人，是因為你在裡面看到了一個人幾乎要被自己的感受吞噬的痕跡。Frida Kahlo 的作品動人，是因為她直接向你展示了生命中最赤裸、最不可言說的創傷，毫不迴避。Marina Abramović 在《巴爾幹巴洛克》（Balkan Baroque, 1997）裡，坐在堆滿腐爛牛骨的廢墟中刷洗骨頭長達數小時，那是波士尼亞戰爭留下的真實傷痕，不是隱喻，是她自己也在其中的痛苦。
這些作品的共同點，不是技巧，不是概念，而是藝術家真的處在痛苦的場域，而且正視它。
康定斯基在《論藝術的精神性》（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 1911）中提出精神三角形：最頂端是藝術家與先知，他們有獨特的內在靈魂，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風景，感受未知，創造未來。第二層是協助藝術家落實想法的精英。底層則是相信物質與科學的廣大平庸群眾。三層不斷流動，今天的頂端，或許是明天的底端。
我想對台灣的年輕藝術家說的是：能不能留在頂端，不取決於技術，也不取決於對 AI 工具的熟悉程度。它取決於你有沒有能力，深刻感受那個你一直被訓練要迴避的痛苦與恐懼。
台灣的地緣政治處境、AI 對創作意義的根本衝擊，兩股力量疊加在一起，是雙重的身份危機：前者逼問「我們作為台灣人是否存在」，後者逼問「我作為藝術家是否必要」。這兩個問題都是真實的，只是幾乎沒有人停下來正視它。
肥沃不會自動發生。它需要你先願意痛苦。